第4版()
专栏：

激情似火唱东方
——访长篇小说《东方》的作者魏巍同志
最近，长篇小说《东方》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就此访问了这本书的作者魏巍同志。
“一部作品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生活和斗争的激流掀起了作者思想感情的浪花。我所以要写《东方》，是因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给我的感触太深了。”魏巍深情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火热的战争年代里。
一九五○年，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个月后，总政派魏巍同志到朝鲜我方管理的俘虏营去调查了解美军情况。这位在硝烟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一踏上燃烧着的朝鲜土地，思想感情的潮水便急剧地奔腾起来。完成调查任务之后，他迎着漫天的飞雪和冲天的火光，来到志愿军勇士们中间。在炮弹呼啸的夜晚，在烈火漫天的黎明，魏巍目睹中朝儿女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迹，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把他深深地感动了。他再也抑制不住感奋的笔，以江河奔泻般的激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后，陆续写出了《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这里是今天的东方》、《勇士镇守在东方》、《前进吧，祖国！》等十几篇感人肺腑的散文、通讯。在写作这些战地通讯的过程中，魏巍搜集、了解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深刻地感受了战士们的英雄行为和思想感情。他反复思索着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萌动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来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这些英雄战士的念头。
“那真是一个对东方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历史事件啊！”谈到这里，魏巍不由得激动起来：“在那场伟大的斗争里，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风貌、行动规范和奇迹般的力量。应该把它艺术地再现出来，否则就对不起那些英雄的战士和英雄的人民。”魏巍凝望着窗外月朗星稀的夜空，感情更为深沉地说：“当前，我们应该用当年志愿军式的英雄气概，去建设我们的国家，去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会在这一代青年的手上出现的。同时，我们的青年应当想到将来还会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不应该抱什么态度。这部小说就是想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一点精神准备。”
一九五九年初，魏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动笔。《东方》从动笔到完书，前后经历了二十个年头，可以说是千锤百炼了。魏巍却谦虚地笑着说：“哪里是什么千锤百炼！我是个慢手，再加上那时又有一些临时性任务，到一九六五年，才写了一半，四十万字。以后就停下来了。”
《东方》的产生，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还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后来成为“四人帮”在军队文化部门的亲信的那个人，就传话给魏巍，毫无道理地要他停止《东方》的写作。魏巍不信邪，坚持写下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个亲信便抡起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朝魏巍打了过来。他煽动说：“魏巍这个老虎屁股有什么摸不得！”魏巍——这个满腔激情讴歌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文艺战士，转瞬之间竟成了“黑线人物”。《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竟被打成了“暴露文学”、“宣扬战争残酷”、“贩卖人性论”的毒草。那部凝聚着他多年心血、尚未完成的《东方》手稿，也当作“黑靶子”被没收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一九七○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东方》的手稿回到魏巍手里。可是那个时候，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钦定了一套“三突出”的创作模式。谁不照这个模式去套，就犯了弥天大罪。而《东方》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与他们那一套格格不入的。主人公郭祥有着鲜明的个性，还有些可爱的小“缺点”，不是那种“高、大、全”模子里出来的角色；书中多次展现的血和火的战争场面，恰是“四人帮”诅咒的所谓“宣扬战争残酷”；而对郭祥和杨雪之间的爱情描写，更是越过了他们设置的“禁区”；……讲到这里，魏巍霍然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愤慨地说：“按照他们那一套，我实在接受不了，写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嘛。按原来的构思写下去吧，写成了，他们也不让你出版。要不就是前头出书，后头批你。一九七一年，我病倒了。养病期间，我又从头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析了一些在‘四人帮’的模式下出现的作品，越发感到他们那一套破坏了‘双百’方针。生活千变万化，人物千差万别，革命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无产阶级的英雄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如果作家没有自己的风格，作品没有自己的特点，人物没有自己的个性，哪里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呢？”
到了一九七四年，魏巍决心按照《讲话》精神继续写下去，他把《东方》中断了九年半之久的线头接上了。一九七五年夏，传来了毛主席对影片《创业》的批示。魏巍更加坚信自己所走的创作道路没有错。到一九七五年秋天，他终于完成了七十五万字的全书初稿。
正当魏巍准备精雕细刻、加工修改《东方》的时候，“四人帮”又刮起了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伟大祖国的上空，一时间乌云翻滚。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悲痛时刻，魏巍滴着热泪写下悼念诗词，却无处发表。在那揪心的日子里，魏巍和千千万万个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一样，深深地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对《东方》，他修改不下去了。
“有一件事，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魏巍说着，脸上飞扬起激动的神采。那是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他怀着对周总理深深的怀念，来到“松柏枝头花如雪，白玉栏杆泪万行”的天安门广场。一走进这人潮、泪雨、花山、诗海之中，望着象大海咆哮、火山爆发般的工农兵群众的阵容，默吟着成千上万首深沉、犀利的诗文，他的眼前，又闪现出志愿军战士摧毁敌人堡垒的勃勃英姿。“祖国大有希望！东方大有希望！”顿时，他觉得眼前无限开阔，周身热血沸腾。回到家里，他激动得彻夜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就把珍藏了三个月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找出来，选了三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藏在书包里，带上浆糊，迎着天安门广场的早春气息，来到人海之中。当他站在纪念碑前，贴上自己的诗词，他仿佛看到敬爱的周总理站在万花丛中，又一次亲切地说：“魏巍同志来了没有？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是周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说过的话。那时，周总理表扬了他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并鼓励他继续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现在，他久久地伫立在纪念碑下，仰望着总理的遗像，心里默默地说：“总理啊，我来了！我一定牢记您的嘱托，写火热的生活，唱东方的胜利！”
胜利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社会主义祖国基石下的定时炸弹被清除了。令人无限鼓舞的光明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一种新的勇气，新的信心，在魏巍心头油然而生。他在欢乐的鼓乐声中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决心加油苦干，早日把《东方》捧献给这辉煌的胜利，献给英雄的人民。他青春焕发，激情如潮。又经过一年的精磨细雕，《东方》终于最后完成了。
当魏巍同志送别我们时，我们告诉他，很多同志希望他能写篇文章谈谈创作《东方》的体会。魏巍连连说：“要写，要写。但应该先听听读者的意见。你们都看过书了，一定要多提缺点啊！”
《解放军报》记者　刘波
《战友报》记者　刘绳
新华社记者　张景发